近年来，有一种现象比较突出，一旦发生社会性公共事件，还没等调查清楚原委的情况下，网络舆论场中常常批判声四起。有些网民站在所谓“道德制高点”上发出一些情绪化言论，对很多事物习惯性进行道德归因、道德绑架与道德审判，产生出网络舆情“泛道德化”批判倾向。
“泛道德化”主要表现为一种批判方式，是道德评价的绝对化、过度化，是“将一切社会现象道德化,并予以否定性评价的道德批判方式”。
网络舆情的泛道德化表现为：在舆情事件的传播过程中，网络舆论往往借由“民意”之名，高举“正义”的旗号，对事件当事人、政府机构等进行越位的道德评价，从而损害舆论的公正与客观性。网络舆情泛道德化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人物事件标签化
所谓标签化，就是用简单化的方式，将独立的个体概括为某一特定群体，用群体属性替代个体特性的思维方式。在舆情事件中，受刻板印象的影响，“贴标签”与“被标签化”是常见现象。无论是个人或组织机构，或者是一类群体、某个地域、事件、现象等，都可能被人们标签化。人们的评价往往带有偏见，有失客观。
如生活中常见的地域歧视问题，就是典型的“贴标签”行为。对于某些涉及具体省份的负面新闻，经常有网民评论说“又是某某地的人”“某某地方的人素质差”等，网民之间甚至会非常情绪化地进行地域攻击。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一旦加上诸如特权、霸权的标签，则往往涉事领导官位不保；一旦加上漠视甚至伤害群众利益的标签，则往往要上提处理权限，涉事单位本身很难自证清白。
这个标签源于公众对于事件最初基本事实的认知，也就是公众关注一起舆情的情绪点兴趣点所在。当被贴标签之后，人们可能一边倒或一味地放大那些优点，或严重歪曲丑化问题。这些贴过标签的观点、言论等，在网络媒体中经过更多网民的互动传播，会影响更大范围的人群，其结果是产生了非常有利或不利的舆论环境。
网络舆情中的标签式的解读裹挟了人们对群体分化、阶层分化、利益分化等社会现象的不满情绪，这样的舆情表达反映出不同社会群体在利益、观念、态度上的差异甚至对立。
（二）情绪表达偏见化
在对事件的表达上带有仇视、煽情、戏谑等夹带偏见的叙事元素。这样的叙述容易激起受众情感上的共鸣，但也带有主观性、片面性，夹带偏见。网络事件一旦被群体关注，随着传播次数的增多，偏见化的叙事便会在受众脑海中不断加深和巩固，最终形成刻板印象。
例如，2023年5月“高铁掌掴”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当“熊孩子”、公职人员、打人，这些极为敏感的词语一起出现时，话题迅速发酵升温，并在网上引发了激烈讨论。舆论一开始几乎一边倒的支持事件中的前排女孩，特别是在警方将这一事件认定为互殴之后，网友瞬间炸开了锅。有人吐槽警方办案和稀泥，有人臆测“熊孩子”家长利用公职人员身份影响案情认定……但随着警情通报和更多细节的公布，很多人才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被情绪绑架了。
在网络舆情事件中，如果当事人的身份涉及世俗意义上的“强弱”对比时，公众会将刻板印象和负面情感渗入表达中，选择性省略或突出部分信息，采用丑化一方而美化另一方等表达策略，虽提高了舆论关注度，但也加深了偏见与对立。在对舆情事件的叙述上，公众因为带有“泛道德化”的情绪表达，所以在意的不再是事件背后的逻辑与真相，而是刻板印象下的道德“优劣”。人们在简单地认识事件的样貌后，急于结合自身的经验、情感与立场，对事件进行再度叙述。这种过度叙事会造成认知上的偏差，导致舆情失焦，加深社会偏见。
（三）事件评价非理性化
“理性人”是近现代哲学关于人性的一个基本设定，事实上，非理性对人们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心理学研究表明，非理性行为往往具有更大的攻击性和从众性。非理性的道德评价标尺容易导致“道德绑架”的极端。
“道德绑架”通常是以道德的名义，把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标准看作底线和义务，对未做到的人横加指责、胁迫甚至攻击，以左右其行为的现象。比如利用舆论“逼捐”现象，每当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网络上就会出现“逼捐”的声音。
道德评价的非理性还表现在道德上的排他，在一些涉及道德问题的事件中，会以自己的经历见闻去否定他人的所作所为，认为与自己观点不一致就是“道德有问题”。作为一种评判思维方式，非理性的道德评判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以偏概全，用全称判断代替特称判断。持有这样思维的发声者往往忽视了对舆情事件发生原因的探寻，简单地使用道德的标尺对社会现象作出统一的道德判决，有悖公正。
（四）意见表达对立化
当泛道德化评价唤起舆论空间中的群体性共鸣时，不满和怨怒的负面情感会迅速蔓延。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价值观多元、利益冲突、贫富悬殊等诸多挑战，会引发社会负面情绪的积聚与沉淀。
在网络舆论中，群体极化效用尤为明显，即便有个别不同的声音，也往往被淹没，无论其是否理性客观。舆论场中泛道德化批判泛滥，会扭曲人们的社会认知，助长舆论场中的负面情绪，导致对事件的怨恨式解释、戏谑与反讽等。尤其在舆情事件涉及敏感身份时，公众的表达时常夹杂着怨怼情绪，导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态度对立甚至行为对抗，呈现出一种“非黑即白”的对抗式现象。
有学者指出，网络舆情泛道德化导致质疑、“叛逆”等负面情绪累积，加剧了公共治理难度，引发过度道德焦虑，弱化公众理性思考力，抢先进行“道德审判”，导致舆论监督失焦。
例如在“粉发女孩被网暴”事件中，当事人因把头发染成粉色，将与家人的合照分享到社交平台后，遭受大量的诽谤侮辱。违法者引导公众将注意力的焦点从查明真相，转移到评判学生染粉色头发是否适当的道德判断上。
对于网络舆情“泛道德化”的治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久久为功。治理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信息疏导，阻断泛道德化发酵蔓延。在突发社会事件触发网络泛道德化讨论之初，官方需及时公布基于调查分析的权威信息，以客观事实遏止网民臆想引发舆情恶化。对于泛道德化舆情事件，官方主流媒体应以符合核心价值观的“网评”“社评”驱散不良信息，遏制非理性心态与情绪的蔓延。
第二、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引导行为主体理性思考。从行为主体角度看，部分网民参和自媒体营销号的推波助澜，对网络舆情泛道德化的生成影响重大。要治理此问题，一方面，加强网民媒介素养培育，提升他们网络辩证思维，使其能理性、全面、客观评判社会事件。另一方面，提升自媒体从业者职业素养。开展相关教育培训，帮助他们树立正确利益观。
第三、探索技术规制，挖掘技术的应用潜能。网络平台要在保障信息隐私安全前提下，完善实名注册认证，将身份识别用于评论、言论环节，阻隔非理性思维不当干扰。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大数据分析技术之效用，网络舆情泛道德化存在大规模话语汇聚状况，对突发事件引发的舆情，要用大数据收集话语、监测敏感词、深度剖析舆论走向，为治理供数技支撑。(网络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