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网络舆情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各级各地党政部门和大型企业必须要面对的挑战。舆情应对能力自然也就成为一种需要学习的执政素养和完善营商环境及公共关系的“软实力”。
社交媒体时代和短视频盛行的时代，网络舆情和新媒体时代初期的舆情，已经出现许多不同，新现象、新挑战也给我们应对舆情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
对于眼下各地面临的网络舆情新形势和新特点，我们可以做如下概括：
1.“舆情洁癖+舆情焦虑”
无论是地方领导干部，还是大型国企负责人，面对网络舆情都出现了强烈的焦虑心理，这源于舆情的不可控和严厉的监督性，再加上级问责大棒随时落下，影响地方发展和个人政治前途。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一旦爆发负面舆情，将导致品牌形象受损，营商环境恶化，企业家个人生活也会受到严厉审视，个人权利自由受到很大拘束。尤其在当下经济、就业不景气的时候，舆情高发，本领危机凸显，焦虑更加严重。
2.媒体公关成为“刚需”
很多地方认为媒体的一件负面报道就会毁掉九件正面报道。对于党报集团的新媒体部门感受更为复杂，认为党报新媒体强化了负面报道和舆论监督，是对党报事业的背离。另一方面来说，不少地方相关部门将维护辖区范围的城市形象、营商环境、领导干部的声誉形象视为责无旁贷，一旦媒体报道本地的负面新闻，必欲第一时间删除，相关部门齐齐出动向媒体施加压力，不但打乱了媒体正常工作，也给自己增添无穷烦恼。此外，由于媒体和自媒体都在追求流量，容易吸人眼球、引发热议的负面新闻常常是首选，而此类报道亦会引发“删帖”博弈，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3.次生舆情高发频发
近年来，一个负面新闻发生之后，由于应对不当导致的次生舆情的危害，反倒超过事件本身，这暴露了很多地方领导干部舆情素养低下，亟需强化类似培训学习。
在刚刚告一段落的三河“禁色令”闹剧中，面对舆论质疑，城管部门工作人员称“如果不怕麻烦、不心疼钱，可以改回原颜色。”而三河市政府办公室则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关于受波及商铺的损失如何赔偿，不了解情况，“谁让你改的，你去问谁。”这种推卸责任的言论进一步挑战了网民认知、刺激了公众情绪、推升了网络舆情。
4.短视频令地方备受困扰
无论是抖音还是快手，地方负面事件一旦进入短视频平台，就可能出现爆发式传播，几乎不给地方留下反应的时间，网民的情绪会在短时间内达到峰值，给地方带来巨大网络舆论压力，从而给地方的城市形象、营商环境带来巨大杀伤力，堪说是“辛辛苦苦数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5.AIGC不实新闻呈现高发趋势
从UGC（用户生产内容）到PGC（专业人士生产内容），再到AIGC（人工智能生产内容），社会治理和内容管理的难度呈现上升趋势。尤其在当下AI应用“飞进寻常百姓家”，越来越多的AI生产内容进入网络，很容易成为谣言、传言、流言的源头，可能影响知识生产、文明传播，并在认知领域制造混乱。
关于如何加强舆情应对能力建设，我们提出几个小建议：
1.考核评价体系需要更为科学理性
舆情常常是一种“忙中出乱”“越催越慢、再催熄火”的工作现象，很容易在问责和监督的多重压力下，心慌意乱、手忙脚乱地引爆舆情，并可能引爆次生舆情。这种现象已经被很多舆情现实所证明。尤其在基层工作繁重的时候，如果考核压力过大、指标过多，很多工作反倒顾此失彼，处处都有漏洞基层常常发明出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来应付上级考核检查，反倒会损害工作，从而被群众察觉，进而举报，或者形式主义出现后果，爆发为舆情。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忽视舆情、淡化舆情，而是要在高度重视的基础上，理解舆情爆发的规律，在对下级部门和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指导和检查中，建立包容和容错机制，留给基层较多宽裕空间，以更利于舆情的应对。
去年年底以来，一些中央单位撤销了一些考核指标或者降低了标准，这是有利于基层的工作的。
2.需要提高舆情的认知水平
无论是上级部门严格的舆情问责，还是下级部门和基层单位的舆情焦虑，常常来自于对于舆情的不理性、不科学的认知。比如，仅仅从为官一任、四年任期的有限视野来看待舆情，而没有拉长视角，认识到舆情数十年来已经客观上倒逼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从而狭隘地将舆情当做问题、当做政绩的威胁；习惯性地将舆情当做“敌情”，一旦爆发舆情就感觉有敌来犯，没有意识到舆情是警示、是红灯，是提醒我们工作出了问题，有时候是化危为机的机遇，“眼里揉不得沙子”，任何一点舆情，都必须要消灭，没有认识到负面信息是客观存在的，消灭不了的，线上舆情的根子在线下；戴着有色眼镜看媒体，将媒体视为地方敌人，不是学会如何打交道，而是以抵触、推搡的姿态来应对媒体，反倒激化了矛盾，引爆了舆情。
3.需要加强舆情应对的本领建设
这包括，定期举行舆情素养的培训学习，邀请具有经验的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通过舆情授课、实战演习、桌面推演、压力测试等方式，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舆情素养、媒介素养和实战经验；在单位内部建立舆情预案和舆情小组，定期进行舆情研判，强化会商机制，在日常工作中将工作做深做透，把主要精力放在日常的风险研判、风险预防和风险管理上面，而不是寄望于舆情爆发后的应对上。
实际上，舆情一旦爆发，就如同在地面炸出了一个深坑，是很难恢复到原状的，会在网络中和群体心理上留下灰色记忆，成为网页链接，经常被唤醒，定期发作。更何况，今天的舆情经常以突发危机的形式爆发，舆情应对效果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4.学会借力打力、顺势而为
在很多时候，舆情应对的困难之处在于，应对主体常常也是舆情的涉事主体，或者应对部门和涉事部门会被网民视作体制内兄弟单位，这使得应对主体就成了利益相关方，在网民眼里就降低了公信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应对措施严格遵循规律和规则，但是因为公信力问题，而很难取得好的效果。毕竟，舆情应对更多时候是对社会心理的安抚，一旦社会心理评价偏低，应对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此，在关键时候，借力权威的第三方机构和人物，比如新型智库、研究机构、专家学者、意见领袖、更高级别的权威部门等，请第三方机构和享有威望的第三方人士发声，常常会收获较好的效果。(网络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