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发展，互联网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交流沟通的主渠道。许多地方和部门都很重视网络舆情，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仍有极少数领导干部对网络舆情的应对处置还不够到位。面对舆情不知所措，在纷杂汹涌的舆情浪潮中陷人入诸多思维误区。
一、畏惧思维
大数据时代，舆情展现出了巨大的力量，尤其个别负面事件往往爆发出超乎想象的破坏作用。对此，很多人视舆情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畏惧源于未知。因为不了解舆情产生的原因、演变的逻辑和原理，所以无法应对和管理。
但是，舆情是普遍存在的，必须勇敢去面对。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网络平台逐渐增多，民众表达意见的方式逐渐变得便捷化、多样化、日常化。舆情管理是大势所趋，只有消除畏惧心理，主动、全面地了解舆情、认识舆情，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二、鸵鸟思维
遇到危险时，鸵鸟会把头埋入草堆里，以为眼睛看不见自己就是安全的。心理学家将这种消极的心态称为“鸵鸟心态”。鸵鸟思维与畏惧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汹涌而来的舆情浪潮中，部分管理者手足无措、趋于逃避，选择做“鸵鸟”，闭上眼睛，无视外界的舆情环境变化，从而陷人了鸵鸟思维的误区中。
鸵鸟思维的错误主要在于:第一，舆情是普遍且现实存在的，不会因为无视而自行消解。舆情的产生有其现实的原因，夹杂着各种矛盾冲突，若不去切实分析原因、缓解矛盾，而是寄希望于舆情“自生自灭”，则无异于掩耳盗铃。
第二，舆情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放任舆情自由发展的后果难以预料。舆情的发展是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的“滚雪球”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舆情数量呈儿何级数增长，并可能出现诸多衍生舆情。若以“鸵鸟思维”来应对舆情，不主动进行管理，舆情态势将变得更加复杂，舆情的破坏力也将更加难以估量。
在舆情处理的问题上，我们一直在强调“先声夺人”，为什么不是“后发制人”呢？因为信息传播中存在着“先入为主”的特点，突发事件发生后，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做出回应，就会给媒体和公众留下猜测和质疑的空间，给夸大、虚假的信息提供扩散窗口。
特别是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传播手段越来越方便快捷，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趋多元多样。你自己不说、别人就要替你说。为什么很多突发事件发生之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谣言？这是因为如果官方一直不发声，各种猜测就会广泛传播，传来传去很容易变成谣言。
三、傲慢思维
个别领导干部有重视舆情的意识，但是思维观念仍停留在传统媒体时代，对舆情的理解常常局限于主流媒体发布的涉及本地本部门的报道，对社交平台上反映出的社情民意不予理睬，甚至认为“网民议论议论而已，又翻不了天”。殊不知，恰是这种思想上的误区，造成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网络舆情预警的现象和问题“视而不见”，错过了应对危机的最佳时机，等到媒体报道、全网关注时才亡羊补牢，处置起来不仅需要消耗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影响政府公信力，扰乱正常社会秩序。
四、推责思维
面对舆情时，部分管理者首先想到的是责任问题，希望通过推脱责任达到规避舆论声讨的目的，这就是陷入了推责思维误区。若涉事主体负有责任却一心想要推脱，这是十分危险的。互联网时代，信息大爆炸让许多事件都处于“透明状态”。当涉事主体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时，这种透明效果更加显著。言论或行为中的偏差、不实、虚假、隐满之处将很快被识破，并引发新一轮的舆论围攻。同时，虚假行为被识破之后，涉事主体的公信力将大幅度下降，最终导致涉事主体陷入“塔西佗陷阱”中，严重影响后续舆情管理工作。
还有个别领导干部不从大局着眼，只顾着本部门、本地区、本单位的利益，一旦发生网络舆情，担心“引火烧身”，便采取“让子弹飞一会”的冷处理方式，坐等宣传网信部门“兜底”。有的舆情事件涉及多个部门，部门之间权责不清、协同不力，也容易出现互相推诿，“谁都不回应”“谁回应就是谁的错”等尴尬局面，加剧网络舆情蔓延泛滥。
现如今，人们不难发现，在很多热点复杂舆情应对处置中时常出现联合调查组的身影，或许也是为了解决部分领导干部本位主义和以局部利益为重的问题，以维护公众利益和地区整体形象。
五、依赖思维
在遭遇舆情危机时，不少管理者不愿主动去进行舆情应对，而是寄希望于上级部门，依赖上级部门来解决问题，这就陷人了依赖思维误区。
依赖思维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舆情来源于现实。而不少现实问题并非本部门的职责所在，需要上级部门协调处理:第二，舆情出现后，涉事主体需要当事者回避(特别是涉及法律向题时)，所以希望上级部门协助处理；第三，在当前的舆情环境下，涉事主体言论的可信度不高，需要来自上级部门权威性的背书。
依赖思维可能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消极影响。首先，依赖思维会降低管理者的主动性。在舆情管理过程中，有时确实需要上级部门进行帮助和协调，但若过分依赖上级部门。管理者则会在思想上和行为上产生惰性，最终降低管理者自身的舆情管理能力。
其次，依赖思维会降低应对舆情危机的效率。依赖思维容易使管理者消极等待上级部门介人，但上级部门往往不能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情况，极易错过舆情应对的“黄金时间”。
最后，依赖思维会降低应对舆情危机的效果。第一，上下级部门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上级部门对舆情危机的了解和认识可能出现偏差，因此上级部门为涉事主体制定的舆情管理方案容易出现漏洞或产生副作用。第二，上级部门并非舆情的主要指向对象，若由上级部门出面来主导应对舆情危机，即便应对成功，涉事主体也难逃舆论的质疑和批评。第三，若上级部门应对失当，比如出现“护犊”行为，就会“引火烧身”，导致舆情破坏力进一步扩散升级。
在依赖思维当中，还有一种依赖是“唯网络舆情监测技术为是”。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就舆情回应工作而言，少不了信息采集、语义分析、数据显示、信息反馈、预警决策等科学技术系统来支持。我们必须学会利用技术，技术提供的数据可以作为参考，技术提供的方案可以作为辅助，但是这不等于完全依赖舆情监测系统。千万不要理解成只要有了舆情监测技术，就可以一劳永逸了，什么问题都不用管了。
一方面，现在市面上的各种舆情监测系统良莠不齐，信息采集总有“漏网之鱼”、语义分析总有盲区、舆情预警也会有误判、舆情监测报告是冰冷的。而舆情回应工作的主体是人，回应的对象也是人，做好人的工作不能完全依赖机器。
比如，针对突发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讲什么？怎么讲？什么表情？什么语态？如何对应现场提问？这些需要对日常工作有深入的了解，对专业知识进行学习和积累，不是现场念念稿子就行了。
总而言之，网络舆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应对网络舆情手足无措、处置失当。领导干部唯有真正重视网络舆情，努力提高舆情素养和舆情应对能力，才能过好互联网这一关。（网络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