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舆情有着较高的社会关注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建立各级新闻发言人制度，到进入新世纪积极推进新媒体矩阵建设，再到近年来“三同步”机制的形成和完善，政法机关的舆情处置工作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实践上不断突破、能力上不断提升。
“三同步”机制的全称是“政法舆情处置三同步”机制，具体指：政法机关在涉政法舆情的处置过程中，应做到依法办理、舆论引导、社会面管控三方面工作协同配合、同步进行。
（一）
2014年前后，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传播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受此影响，政法机关面临着一场严峻的形象大考。如“云南法官殴打保安事件”“南京检察官夫妇殴打护士事件”“河南女民工非正常死亡事件”，网络媒体的介入，使得舆情进一步发酵和放大。在这一背景下，政法舆情处置成为政法机关一个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根据现有的公开资料，“三同步”机制最早于2014年由中央政法委提出。其在重大案事件中的成功运用最早可追溯到2015年“东方之星”号客轮倾覆事件。此后，经过数年的实践与完善，“三同步”工作机制日趋成熟，重要性日益凸显。
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政法委于2018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下发《关于在政法工作中做好依法办理、舆论引导、社会面管控“三同步”工作的意见》,作为工作要求，将“三同步”工作机制在全国各级政法部门推广普及。
（二）
“三同步”机制在具体案例中的运用。2015年6月1日21时30分，隶属于重庆东方轮船公司的“东方之星”号客轮，在从南京驶往重庆途中突遇罕见强对流天气，在长江中游湖北监利水域沉没。一时间，数百名境内外记者齐聚湖北小城监利。与此同时，网络上已经出现一些谣言，很容易进一步蔓延传播。
在这次抢救工作中，湖北省委政法委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协调作用，而“三同步”机制也伴随着整个舆情处置的始终。在事件发生后，以公安、消防、武警、解放军为主力的救援人员迅速展开搜救工作。
公安部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对遇难者遗体进行DNA检测，6省市公安机关快速完成乘客身份核验；国务院联合调查组负责事故原因的调查工作；保险部门及时处理相关赔付事宜……整个事件的各项处置工作都在依法依规进行。
同时，对于千里迢迢赶来的遇难者家属，当地免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并组织当地干部一对一进行帮扶，疏导稳定家属情绪。整个搜救过程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人群大规模聚集情况。做好依法处置和社会面管控，确保了舆情不会进一步发酵和恶化，杜绝了次生舆情发生，为做好舆论引导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此基础上，湖北省委政法委先后组织17场新闻发布会、2次大规模集中采访、19次中央和湖北省主要媒体重点专项采访。从救援进展到家属安抚安顿，各媒体刊发新闻万余条，全面回应社会关切的抢救生命、船舱切割、遗体打捞、事故调查等焦点问题。
湖北省还主动邀请专家访谈，消除公众疑虑。6月3日，气象船舶专家解读了船只倾覆原因，将“东方之星”与韩国“岁月号”的倾覆原因进行科学严谨地区分。6月5日，专家就沉船扶正等问题答疑。
正是通过“三同步”机制的成功运用，“东方之星”沉船事件避免了过去突发性灾难事故中“大灾之后必有大谣”的规律，使错误信息失去了市场，真相始终走在谣言前面。
（三）
通过“三同步”机制可以看出，政法机关把舆情处置看作是同受众动态沟通和协商说服的过程，大多采取边处置、边调查、边回应的方式。
在舆情发展初期，要有一个快速响应的态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在处置过程中，政法机关注重通过法治化手段和社会面的稳定，让整个过程在一个可监督、经得起推敲的状态下进行，从而进一步累积公众的信任感；在公布结论时，会尽可能做到细节翔实、逻辑缜密，除了调查结果，包括调查手段和过程，都尽可能做到详细交代，体现法治精神，以最大力度的公开回应最为严苛的质疑。
另一方面，早期的政法舆情处置存在着这样一种问题：对于涉事单位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单枪匹马式的孤军奋战。单位内部往往认为舆情处置是宣传部门的事，缺乏有效沟通和资源调配，甚至在部门间的信息获取上都存在困难。
“三同步”机制中，不管是舆论引导，还是依法办理、社会面管控，都不是某一家涉事单位有能力凭借一己之力做到的，需要党政部门的统筹协调，一体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