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情通报，又称情况通报、警方通报或案情通报。1999年，公安部出台《关于在全国公安机关普遍实施警务公开制度的通知》，对警务公开的内容、形式、组织领导及监督检查作出清晰规定。2004年，公安部又进一步推行定期新闻发布制度，警情通报自此成为公安机关日常工作的一环。普遍认为，警情通报是一种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通过媒体定期或不定期向公众发布除法律禁止外的公安信息，也有观点强调其作为公安机关就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公示功能。实质上警情通报是一个动态过程，公安机关围绕社会治安、刑事案件、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事件，开展信息采集、整理、发布与传递的一整套工作。
警情通报通常由公安机关发布，内容涉及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及经过等。其核心目的是向公众传递警情信息，并体现警方的价值导向，如征集线索、提醒告诫、表达慰问等。通报必须确保内容真实准确，防止因信息模糊引发负面舆情。作为公文事务语体，警情通报以叙事为基础，通过构建场景、角色、情节和因果关系，讲述一个完整“故事”。其叙事具有简练性和交互性，需用简洁语言高效传递信息，吸引公众关注并提升阅读效率。同时，警情通报也是公安机关与公众之间的间接交流形式，往往在结尾通过提醒、呼吁等方式表达意图，让民众配合公安工作，实现信息传达与社会动员的双重功能。
实践中，警情通报可划分为案件通报类、处置告知类、舆论焦点类等类型。案件通报类需着重描述案件，详尽全面地呈现涉案人员、案件经过等情况；处置告知类一般在案件事实清楚、处置完毕后发布，向社会告知处置详情，如对违法失职者的处理、对受害者家属的安抚等；舆论焦点类则针对案件谣言进行回应与处置，多在热点案（事）件发生后启动。不同类型警情通报因性质、目的和受众不同，本应遵循不同规范标准，但目前缺乏系统规章制度明确发布方式、内容构成等要求，令各地公安机关在发布时分类意识模糊，多依赖惯例或参考网络案例，易引发信息失真、误导公众。
在维稳导向下，警情通报通常聚焦于冲突处置层面，强调官方快速反应和处理结果，以塑造积极维护秩序的管理者形象；而公众与媒体则更关心冲突转化、事件的背景与制度层面问题，追求“真相”。警情通报往往呈现出一种“我说你听”的命令式风格，加之，一些地方在通报中常突出自身成绩、避重就轻，对调查过程语焉不详，让民众觉得其自我意识过强、装腔作势。警情通报并非越长越好，过多无关细节会转移群众注意力，可能掩盖关键信息，形成“数据烟雾”，尤其是描述作案手法过于详尽，甚至可能被不法分子模仿，增加安全隐患。反之，过于简短的通报内容又容易给舆论留下“遐想”空间。
“舆论者，造因之无上乘也，一切事业之母也。”警情通报也是公安机关应对舆情的重要工具，舆情与民情民意息息相关，而民众情绪的生成释放则是舆情演化的内在动力，迅速安抚民众情绪是关键，故警情通报需回应群众关切，激发受众情感共识，避免负面舆情。目前，警情通报多强调客观理性，但缺乏温度，难以满足群众的情感诉求，易激发对抗情绪，诱发新一轮舆情。“谣言已经跑遍半个地球了，真相还在穿鞋。”若通报未准确及时回应群众情感诉求，不满疑惑会快速扩散，往往转向非官方渠道，易受虚假信息的干扰，引发次生舆情，还可能质疑公安机关权威、公信力，甚至采取过激行为。
为完善公安机关警情通报工作，实现从“发布信息”向“有效沟通”转型，建立复合标准，统一标准保信息规范一致，个性标准针对不同地区、案件类型灵活调整，不同类型通报各有编撰重点，提升公信力；缓和权力刚性，互联网语境下话语权力转移，警情通报要转变为双向互动，利用多种平台实时互动，积极回应舆情变化；聚焦核心诉求，围绕群众关心的案件核心问题提供及时准确信息，注重信息筛选，确保合理客观，引导群众冷静思考；增强情感回应，在通报中照顾民众情绪，展示温情柔性，预防次生舆情，发布涉警舆情通报前要充分考虑社会反应，构建联动格局，灵活精细管理负面舆情，增强公安工作透明度。（网络资料）